早前爆出兩名問責局長被行政長官免職，消息一出我的手機響過不停，原來很多朋友致電來想問我就這件事有沒有內幕消息；我的一班學生也希望聽到我對事件的分析。

可笑的是香港乃資訊爆炸的城市，新聞經過一天已變成舊聞，勉強講幾句分析十分無謂，我反而想從職場的角度看看這齣《炒魷記》為一眾上班族帶出的啟示。根據現行的《僱傭條例》，僱主開除僱員無可厚非，只要一個月前通知便行；如果想即時解僱對方，代價是向對方繳付一個月代通知金。問責局長是政治任命官員，自有套度身訂造的聘撤制度，但怎都不可能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本來撤換官員、閣員等舉措，對世界上有選舉制度的國家╱地區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沒甚麼大不了。但香港不同，我們較少遇上這類極具爆炸力的《炒魷記》。猶記得當政治記者時，遇上類似級數的事件要算是1993年冬天時任廉政公署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被上司時任廉政專員施百偉即時解僱事件。當時是政府新聞處出稿的，事前沒有人知道，消息一出儼如引爆了一個重型爆彈。

然而，兩宗《炒魷記》性質不同，不能相提並論，我將之說出來，是想喚起大家的記憶。爆出「炒徐」事件後，當時立法局 ( 1997回歸後改稱立法會 ) 最年輕的一位議員 ── 港同盟涂謹申 ( 當時港同盟仍未與匯點合併成為民主黨 )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藉以在立法局轄下成立有傳召包括當事人和涉事人出席在立法局大樓內舉行聆訊的權力的專責委員會，嘗試找出徐家傑被即時解僱的真正原因。

現在立法會已休會，不少議員已離港度假，兩名問責局長被免職一事極有可能不了了之。曾德成 (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 有哥哥曾鈺成透過大氣電波為他抱不平，鄧國威 (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反而沒有機會申訴。

我認為從職場的角度，政府當初應認真解釋「炒鄧」事件，因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聘撤如果做得有欠理想，會影響十數萬公務員的軍心。香港有很多年輕有為的大學畢業生，如果能吸引他們投考政務官 ( AO )，經過歷煉後部分人或成為出色的政治人才，將來再轉制當問責局長，實乃港人之福。但如果官場變成刑場，這些精英或會湧去私營機構發展，令政府內部的人才更見凋零。